编者按:
代谢紊乱性疾病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挑战。最新的研究发现,中枢神经系统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11月18~21日,在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八次糖尿病学术会议(CDS2026)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陆颖理教授基于团队的系列研究成果,探讨了大脑G蛋白偶联受体(GPCR)在糖脂代谢性疾病中的关键作用。本刊择其精要整理成稿,以飨读者!
一、代谢紊乱与大脑精神疾病:是邂逅,还是相随?
在全球范围内,代谢紊乱性疾病给公共卫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我国糖尿病患病率高达12.6%,超重与肥胖人群占比过半。进一步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城乡结合部是这类代谢疾病的“重灾区”[1,2]。
基于以上的大队列数据,团队首先验证了一个关键规律:生命早期的饥荒暴露,叠加成年期的营养过剩,会显著增加糖尿病患病风险。这可部分解释城乡结合部成为代谢疾病重灾区的原因,也再次肯定了“环境与发育因素”在代谢病中的作用。
生命早期的饥饿人群机体到成人期在的营养过剩的年代报复性地大量饮食引起糖脂代谢紊乱,而报复性地大量饮食行为与大脑饮食中枢活动异常(食物成瘾)相关,因此,团队在深度挖掘数据时捕捉到了一个深刻的线索:大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肥胖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具体地看,在73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469人(约64%)达到肥胖标准;而在对照的734例普通社区人群种,肥胖者仅为247人(约34%)。差异将近一倍,具有极显著的统计学意义[6]。
在传统认知中,代谢问题多源于于肠胃与内分泌系统紊乱。那为什么大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肥胖风险几乎是普通人群的两倍?精神与代谢的强关联提示研究者:代谢紊乱的根源或许不仅限于肠胃,更受控于大脑。这一发现顺理成章地将研究视野从外周代谢拉向了中枢神经机制(图1)。
图1. 中枢调节与糖脂代谢紊乱
二、顺藤摸瓜:为什么大脑精神疾病会和肥胖绑在一起?
虽然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精神疾病与代谢紊乱密切相关,但尚未明确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研究团队采用孟德尔随机化(MR)分析,尝试从遗传学层面判断精神分裂症(SCZ)与体重指数(BMI)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
研究发现,BMI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确实存在遗传共性,但这种关联可能受到基因多效性的影响。团队进一步排除其他遗传效应干扰后,发现精神分裂症与BMI之间仍存在稳健的因果关联(OR=1.02,P<0.001)。这一发现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受到抗精神病药物增加肥胖风险这一副作用的影响,而且还具有固有的BMI升高的共同遗传风险。
在明确了精神疾病与代谢紊乱的因果关系之后,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两者在微观层面是不是共享了某种底层代码?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团队将目光从表型转向了基因组,利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进行基因层面的深度比对,惊人的遗传重叠浮出水面:
通过连锁不平衡评分回归(S-LDSC)分析,团队证实了精神分裂症与高BMI在整体遗传相关性上呈显著正相关(rg=0.12,P=3.25E-14)。
团队在18个不同区域发现了极强的局部遗传相关性[7]。其中,16号染色体上的特定区域(chr16: 29036613..31382943)脱颖而出,核心靶基因为DOC2A。机制分析表明,DOC2A直接参与钙离子(Ca²⁺)依赖的神经递质释放通路(影响突触前终末的SNARE复合体)(图2)。
图2. 大脑精神障碍与高BMI在18个区域呈现出局部遗传相关性
DOC2A基因的异常,就像是在大脑的神经突触上拨错了开关,导致神经递质释放失衡,同时引发精神疾病和导致肥胖。
三、GPCR与食物成瘾,是代谢紊乱的核心靶点之一?
G蛋白偶联受体(GPCR)是一大类膜蛋白受体的统称,也是人体数量最多、功能最丰富的细胞表面受体家族之一,在配体识别、受体激活及下游信号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配体与GPCR结合后,可引起受体构象改变,进而激活细胞内的G蛋白,启动下游信号通路,最终影响神经活动及代谢调控。
因此,GPCR不仅是连接神经递质与下游代谢效应的重要枢纽,也是当前药物研发的重要方向。对其配体识别、受体激活的深入挖掘有望发现新的药物作用靶点及干预策略,为进一步理解神经信号异常与代谢紊乱之间的联系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图3)。
图3. GPCR是目前医学重要科研领域方向
四、验证与收网:从分子结构到TAAR1/GLP-1R的未来转化
面对庞大的GPCR家族,研究团队进一步从受体分布、功能特征及药物开发潜力等多个维度进行筛选。最终,研究视野逐渐聚焦于两个具有代表性的GPCR靶点——TAAR1和GLP-1R。
TAAR1(痕量胺相关受体1)最早被人们发现的是与冰毒成瘾有关的细胞膜蛋白受体,而成瘾主要参与单胺类神经递质信号调节,与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相关的奖赏系统、动机及行为调控密切相关。通过调节TAAR1活性,有望影响异常的奖赏信号及相关进食行为,为干预食物成瘾和代谢紊乱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GLP-1R(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则是连接食欲调控与能量代谢的重要受体,参与饱腹感、食物摄取及能量平衡的调节,同时也与大脑奖赏环路存在联系。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GLP-1受体激动剂已经在肥胖和代谢性疾病治疗中展现出显著临床价值,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靶点在异常进食行为干预方面的研究前景。
为了进一步明确TAAR1和GLP-1R在进食行为及代谢调控中的作用,研究团队对不同营养状态下人群的受体表达进行了比较,包括普通饮食组、饥饿组和过度进食组大脑皮质及肝脏组织的TAAR1和GLP-1R的mRNA表达水平。
结果显示,两种受体在不同营养状态呈现出明显不同的表达变化模式:
大脑皮质中,饥饿组和过度进食组的TAAR1及GLP-1R mRNA水平均低于普通饮食组;
过度进食组大脑皮质中的TAAR1表达明显下降,提示TAAR1可能参与进食状态相关的神经信号调节。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进一步关注一个问题:营养状态引起的受体表达变化,如何进一步转化为细胞内的代谢调控信号?
研究发现,饥饿与饱食不仅会影响GLP-1、PYY等肠道激素的水平,还可能改变TAAR1在细胞膜上的蛋白表达,进而影响受体介导的细胞信号转导。
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一过程的下游机制,研究团队将关注点延伸至PTEN泛素化及AKT-mTOR信号通路。PTEN是AKT信号的重要负调控因子,其功能变化可能影响AKT-mTOR通路活性,进而调节细胞生长、蛋白质合成及合成代谢。当这一调控过程发生异常时,可能进一步影响肝脏和大脑组织的细胞功能及机体糖脂代谢稳态(图4)。
图4. TAAR1在细胞膜上蛋白的表达可能调控PTEN泛素化水平从而影响AKT-mTOR信号通路活性
由此,研究逐步揭示了一条从营养状态变化、GPCR类的TAAR1受体表达下降,到PTEN泛素化及AKT-mTOR信号通路改变的潜在分子调控链条。这也提示,TAAR1可能不仅参与大脑进食行为的调节,还可能通过连接细胞内信号通路,参与全身能量代谢的调控。
从人群队列中的临床关联,到遗传学再到GPCR受体及其下游信号通路的探索,陆颖理教授团队的系列研究逐步勾勒出神经调控与糖脂代谢之间的复杂联系。相关研究不仅为理解大脑精神疾病与肥胖的共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将TAAR1、GLP-1R等受体推向了代谢性疾病药物研发的前沿。未来,随着相关分子机制和靶点功能得到进一步验证,有望推动大脑神经精神调控与代谢治疗的交叉融合,为肥胖、糖脂代谢紊乱及异常进食行为相关疾病带来新的治疗思路。
专家简介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学科带头人,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 博士,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导
-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 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上海市医学会内科侯任主任委员
- 上海市医学会理事
- 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分会委员
- 中国女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分会委员
- 第一完成人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五洲女子一等奖等10项,获得亚洲糖尿病防治突出贡献奖
参考文献1. Ningjian Wang,Yingli Lu et al. JCEM 2015;2. Ningjian Wang ,Yingli Lu, et al. JCEM 2016;3. Ningjian Wang ,Yingli Lu , et al. JCEM 20204. Yingying Wang, Yingli Lu, et al. Liver International. 2021.5. Bing wang, Yingli Lu,et al. Diabetologia.2021.6. ChiCTR21000482537. Yuefeng Yu,Yingli Lu,et al.Molecular Psychiatry.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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